新冠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

　　康复期如何快速恢复健康

　　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咳嗽怎么处理？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如何科学进行锻炼？康复后多久可以献血？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解答。

　　清淡饮食，注意补充蛋白质

　　“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7至10天后就进入了康复状态，抗原检测和核酸检测结果都转阴了，但可能遗留一些症状，最多的是咳嗽和嗓子不舒服。”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说，康复期是指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的7至10天。进入康复期，首先精神上要保持高昂的斗志。有了精气神，身体状态就能快速恢复。

　　康复期不能大补，也不能大吃大喝。有一部分人感染期间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加之冬天到来，觉得需要补一补。刘清泉表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从中医角度看，康复后大补对身体不利，容易出问题。大吃大喝对身体的康复也不利，甚至出现“食复”，即不正确吃东西导致疾病复发，比如出现发烧的症状，尤其是青少年更容易出现“食复”。不要大吃大喝，特别是不要吃油腻和肥甘厚味的食物，要清淡饮食，可以每天吃一两个鸡蛋、喝牛奶或者喝粥，多吃蔬菜水果，保证体力恢复。

　　康复期需适当加强营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说，感染者退烧了，食欲会逐渐恢复，因此可以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状态。要加强蛋白质的摄入，因为人体细胞的功能和各个脏器的功能都非常依赖蛋白质，加强蛋白质营养摄入有利于康复。

　　“康复期会出现咳嗽的症状，没必要用太多药物治疗，可以用一些食疗的方法。”刘清泉说，可以煮点梨汤喝，最好不要放糖，保持梨的自然甜味就可以。按照中医理论，如果咳嗽痰多，煮梨的时候，可以放几粒川贝，喝汤后可以缓解症状；如果痰是白色的，不是特别多，吐出来困难的话，可以放几粒花椒，有利于促进呼吸道修复。

　　不剧烈运动，放缓生活和工作节奏

　　“康复期适量运动有利于康复，但不能剧烈运动。”刘清泉说，剧烈运动不但不能促进身体恢复，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病情和身体状况做康复运动。可以做一些比较缓和的运动，如八段锦、太极拳等，有利于气血经络运行通畅，正气恢复。运动量不超过自己平时的1/3，之后逐渐增加。

　　“中青年人在康复期如果有明显的咳嗽、咽痛症状，不要急于锻炼。”高燕说，康复期并不影响中青年人复工复产，但不建议参加高强度的健身运动。康复期间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促进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康复期不应进行高强度健身运动。”高燕说，老年人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平时有锻炼的习惯，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速度慢，抗原检测虽然转阴了，但呼吸道症状还会持续，如果恢复到平时的锻炼水平，可能不利于康复。

　　“康复期，生活和工作节奏可以稍微放缓。”刘清泉说，康复期要注意工作节奏，不要想着用几天时间补回感染后落下的工作，最好不要熬夜加班。

　　康复后参加献血是安全的

　　“献血不会影响献血者身体健康。”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技师郭瑾说，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人体献血量不超过身体总血量的13%是安全的。例如一个50公斤的健康成年人，体内总血量大约为总体重的8%约4000毫升，如果献血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10%，是比较安全的。人体献血后，生理上有代偿和调节机制，失去的血液会有造血器官将血液补充到血管里，血量会很快恢复正常，维持身体正常的循环血容量。血站都加强了防疫工作，参加献血不会增加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感染新冠病毒后，什么情况下可以参加献血？郭瑾表示，轻型和普通感染者，发热、流鼻涕、鼻塞、咳嗽等上呼吸道症状消失后满7天，同时最后一次抗原检测或核酸检测阳性后7天才可以献血。目前，这与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在新冠感染康复后参加献血的条件一致。症状消失后，经过7天的康复，身体处于健康状态，参加献血对身体健康没有危害和影响。如果感染者症状比较严重，出现了重症或危重症，康复出院后6个月才能参加献血。

　　郭瑾说，目前各个血站也加强了管理。如果是康复后参加献血，医护人员会详细了解献血者身体状态，对健康进行综合判断，确保献血者处于身体完全健康的状态下献血，同时也保障血液的安全。

　　本报记者 申少铁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